乡村振兴要重视村干部选拔

近两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提到,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,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,构建乡村治理新体系。要发挥农村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,全面实施村党组织带头人整体优化提升行动,配齐配强班子。要把懂农业、爱农村、爱农民作为基本要求,加强“三农”工作干部队伍培养、管理、使用等。今年又到了村“两委”班子换届选举之年。村干部是最基层的干部,是三农政策的执行者,他们干的好坏直接影响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。按照选举政策规定,政策规章执行好、思想政治素质好、爱岗敬业工作好、服务群众能力强、带领致富本领强的有志农村青壮年,都可以参选村干部,这是基本要求。

这些年在参与脱贫攻坚与美丽乡村建设的实践,发现一个现象:但凡发展较好的村庄,都有个共同特征,那就是村干部发挥了重要作用,如永阳的江南村,横江的横溪村、良枧村,敦厚镇老峰溪村,大冲的森塘村等等。相反,也有不少村庄,资源条件本不算差,但由于缺乏有能力的村干部带领,村庄发展相对缓慢,甚至陷入越来越凋敝的境地。在中国的行政体制中,村干部是排不上号的,行政级别只管到乡镇,往下的干部从身份来说跟“农民”没有两样,村干部没有“工资”,仅有的“误工补贴”早些年还是由村集体支付,后来没有了“三提五统”,村集体开不出钱给村干部,就由县财政给村干部津贴,但并不改变村干部的“农民”身份。然而,像村干部这种“农民”身份的干部,在农村经济发展中,为何还能够起到那么重要的作用呢?任何地方的经济发展都需要两个基本条件:一是要素,二是组织。换言之,经济发展无非是有效率地组织要素进行产出转换的结果。如果一个地方没有组织要素的能力,即便有丰富的生产要素,也只能坚守“富饶的贫困”。但随着技术的进步,地方经济发展越来越有条件突破要素的限制。比如在偏远的山区,以前基础设施落后,只能过着自给自足的传统农耕生活,现在的交通通讯发达,缩短了人们的时空距离,许多城里人能够走进山村,许多山村物产能够进入城里,技术的进步使偏远山村也能在更广阔的市场中去配置资源。但是,无论是技术运用本身,还是运用技术实现要素向生产力的转换,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组织都将难以实现,这也许是20世纪初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·马歇尔将“组织”看作是除土地、劳动和资本这三种生产要素外的第四种“要素”的原因。

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,农村经济发展的许多要素,都已经分配到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户手中,经济经营组织由原来的“三级所有,队为基础”,变成现在以“农户家庭”为基础。这种转换曾经给农村经济带来巨大活力,甚至可以说是解决温饱问题的关键制度创新。但是,也正是这种制度变迁,使农村在解决温饱之后的发展中,遭遇到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·李斯特所说的“农业残缺状态”的困境。即一国由于缺乏强大的稳步发展的制造力,致使所有新增人口不得不全部投入农业生产中去;由于土地有限,一旦再度出现过剩人口,就只好在现有土地上同原有的农户争夺土地,将土地零星分割,直到每个家庭占有的土地变得如此之小等。也就是说在“增人不增地,减人不减地”的基本政策之下,农村家庭承包的土地山林,会随着人口的增加呈现出零碎化程度加深的趋势。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户,如果依靠自己的力量率先使用一项新技术,则会面临极高的成本,这就大大提高了农村经济发展对“组织”的依赖!哪个地方农村的组织能力强,能够将零碎化的要素组织得好,经济就会得到长足的发展,反之,没有组织能力去改变生产要素零碎化的村庄,就有可能面临一步一步走向凋敝的陷阱。

那么,谁有能力去组织资源以推进村庄发展呢?村干部的角色自然不可小视。有句俗语说得好“别拿豆包不当干粮,别拿村长不当干部”,村干部尽管不是行政体系内的“干部”,但在农村却是许多资源的管理者。在农村,村干部一头连着村民,一头连着乡镇基层政府。在村民那一头,由于最重要的经济活动是以农户家庭为单位的,在理性人的世界里,农户只关心自己家里的事情,只有当自己家里的利益受到侵害时,才会出面维护自己的利益,否则就会选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;在乡镇政府那一头,由于信息搜寻需要成本,农村地区农民居住分散,无形中推高了信息成本,因此,乡镇政府对农村管理所需信息的来源,基本上是通过村干部来获取。在这样的情况下,要想实现对村庄的有效管理,将村庄里的资源整合组织起来,村干部就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。这是因为,面对村民,村干部有正式制度赋予的“权力”,处于“权力优势”地位;面对乡镇政府,村干部掌握着村庄更多的信息,处于“信息优势”地位,因此,村干部能够在村民与上级政府之间活动得“游刃有余”。至于村干部的活动是否能够带动村庄发展,就取决于两个条件:一是村干部的能力,二是村干部的责任心。在村庄资源条件一定的情况下,将村干部的能力和责任心作为两个维度,将会出现四种不同的组合:即村干部有能力但没有责任心、村干部有责任心但没有能力、村干部没有责任心也没有能力、村干部有能力也有责任心。这四种组合情况,就决定了相同条件下村庄发展的差异性,一个村庄遇到怎样的村干部,则取决于村干部的选拔机制。现实中,大多数发展较好的村庄,村干部都是既有能力又有责任心的,即村干部有能力调动资源、整合资源、利用资源,使村庄资源得到高效率的运用,并且心里想着村庄集体,装着村民百姓,尽心尽责带领大家推动村庄发展。我县永阳镇江南村,十年前是典型的贫困村,当时的江南村领导班子涣散,村容脏乱差,年轻人都不愿留在老家而外出打工。选出一个能够带领大家拔“穷根”、摘“穷帽”的村班子,成了村民的一致呼声。永阳镇党委经过深入走访和集体研究,看中了“花生老板”胡乾元。胡乾元是一名党员,也是一名致富能人,他靠自己打拼,拥有3000多平方米花生加工厂,年利润上百万元。为了江南村的建设和发展,他将花生厂的经营管理交给了儿子和兄弟。胡乾元带领村干部,充分发挥党员“领头雁”作用,以“支部引领、村干部带头、群众参与”的思路,按照“统一流转、统一规划、统一种植、统一管理、按股分红、贫困户全覆盖”的“四统一分全覆盖”的思路,建设了一个1100亩的井冈蜜柚基地,同时成立江南井冈蜜柚合作社,创新建立了村干部领办、党员主动参与、村民自愿参与、贫困户统筹参与的产业扶贫新模式,发展富民产业,兴建了井冈蜜柚分拣销售中心,开设了井冈蜜柚专业销售网店,和全国各地的大型超市展开农超对接。在他的带领下,曾经脏乱差的贫困村,成为家家户户通水泥路,处处都有小楼房的新农村,把原来的穷山恶水变成美丽乡村的农家乐。江南村的发展,靠的就是这位有能力有责任心的企业家起到的带头作用。当然,也有的村庄里选拔出来的干部,有责任心但却没有能力,不能充分组织村庄资源来发展经济。村干部虽然兢兢业业,但村庄经济发展起色并不大,发展相对缓慢,不能有效改变村庄落后的局面,这是目前大多数村庄的情形。此外还有一些村庄,选出来的村干部有能力但却没有责任心,由此形成严重的“精英捕获” (即地方精英以群体或个人参与的方式,采用垄断、霸占的形式对资源进行侵占与盘剥),村干部把村庄的资源变成自己的资源,把村庄的发展让位于自家的致富,造成村民怨气冲天,最终导致乡村治理失序,干群矛盾紧张。如果说“精英捕获”多少还有点溢出作用的话,那么,一个村庄如果选拔出来的是既没有能力,又没有责任心的干部,对村庄发展来说就是一种灾难!这样的干部一方面会因为没有责任心,通过自己手中的权力,将村里大大小小的资源拢在一起,占为己有,损害村民利益;另一方面会因为没有能力,不知道如何使用这些占有的资源实现增值,最终结果是把村庄资源败光了,还让自己家庭摊上一身债,既害集体也害自己。说实话,在长期打工经济的影响下,如今的农村有文化高素质的人才基本上进城务工去了,村庄里留下来的农民普遍受教育程度较低,也缺乏组织资源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。再加上在原子化的农村社会中(农村社会原子化是学术界对农民分散状态的形象化说法。马克思把中国的小农形象地比喻为一袋马铃薯,梁漱溟认为中国小农“散漫”,缺乏平等协商的精神与能力,曹锦清教授认为中国农民的最大特点是“善分不善合”,都是指农民因合作意识差、合作能力不强,而分化为单一的个体,彼此之间难以形成有效的联合,无法为争取共同利益而组织起来的状态和趋向)。“一切为了自己”、“一切向钱看”的价值观日渐盛行,因此导致既没有能力又没有责任心的人,担任村干部的可能性还不小,这是十分值得注意的问题。

近两年来,乡村振兴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核心主题词、高频词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,党的十九大运筹帷幄擘画蓝图,“中央一号文件”高屋建瓴系统谋划,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纲举目张倾力推动……“产业兴旺、生态宜居、乡风文明、治理有效、生活富裕”,从脑中“一张蓝图”到眼前“一幅实景”,民族复兴的“三农”篇章正在华夏大地雄浑书写!现在大家都在讲乡村振兴议乡村振兴,乡村如何振兴呢?当然首要任务就是发展产业!乡村产业要发展,就需要整合一切可以整合的资源,通过组织资源形成高效产出。在这个过程中,一位有能力又有责任心的干部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
“火车跑得快,全靠车头带”,在农村经济发展中,村干部就是那带动村庄经济发展的车头,如果车头马力十足,不偏轨道,就能够带领火车飞奔驰骋,怕就怕车头马力不足,还偏离轨道,那就会暗藏着巨大的风险。所以,乡村振兴中需要十分重视村干部的选拔,要将有知识、有能力、有担当、有情怀的村民选出来,让他们成为村庄发展的领头人。技术的进步正在使我们面临着一个不确定性的社会,正是社会存在的不确定性,使村庄的发展越来越需要具有企业家才能的领头人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村干部选拔之于农村发展,其重要性不亚于村庄里任何其它的资源禀赋,因为资源可以整合,选错干部带来的损失却很难弥补!(王惠平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