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有一分热,就要发一分光”

舒行(1913-2001),原名胡元绍,吉安县长塘镇(今属吉州区)人,1930年10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,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九死一生为革命,一身伤痕铸功勋,舒行为解放大西南做出重要贡献。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,被称为军界“江西四大虎将”之一。

舒行原名叫胡元绍,出身于桥南村一个农民家庭,1927年,吉安县桥南村小学迎来了新校长,这个人叫罗石冰,是一位共产党员。正是他的到来改变了胡元绍的一生。原来,罗石冰受党组织派遣,到附近进行革命活动,需要选拔一名交通员去吉安城接送情报、张贴宣传标语,聪明机灵的胡元绍由此被选中,并且圆满完成任务。

17岁的胡元绍,跟着罗校长学文化,听他讲革命的道理,信念日渐坚定。受罗校长引荐,胡元绍加入了武功山的游击队。在油田青山和国民党十二师团的一次遭遇战中,舒行带领他的排冲锋在前,战斗中被炮弹击中右胸,倒在血泊中没有了心跳,战友们都以为他牺牲了,被同在游击队的舅舅救活,才捡回了一条命。

1930年10月,胡元绍被游击队送入红三军团,从此离开吉安,开始了南征北战的戎马生涯。历经五次“反围剿”,胡元绍在大量的战斗中不断成熟,到长征时已成长为红军团级指挥员,任红三军团第四师十团党支部书记。长征途中,战湘江、四渡赤水、攻遵义、打会理、抢渡金沙江、飞夺泸定桥、爬雪山、涉草地……一直到延安,都留下他战斗的足迹和鲜血。

1935年5月到1936年一年间,胡元绍几次重伤。会理激战中,胡元绍被四川刘湘部队的炮弹击中了头部,整个人血肉模糊,倒在血泊中不省人事。战友们都以为他已经牺牲了,直到战斗结束,后续部队走过他身边,发现他虽然身体无法动弹、但是眼睛还能动,这才找来了卫生员。战斗随时还会打响,时间紧急,卫生员只能给胡元绍简单进行包扎,鲜血很快染红了绷带。卫生员见他伤势严重,建议他留在当地老乡家里治疗。但是胡元绍说:“我死也要跟部队一起走。”在没有麻药、缺少医疗器械的长征路上,胡元绍嘴里咬着毛巾,让军医从头部、四肢和身上,强行取出了12块弹片。剩余的弹片因为太深,就这么包扎着,直到延安,才通过手术又取出了20块碎片。还有4块炮弹碎片,因为深入头骨,直到去世也没能取出。伤好没两月,东渡黄河攻打霍县时,胡元绍再次负伤,一颗子弹洞穿了两腿膝盖,虽然幸运的避开了骨头,但是动脉被切断了,鲜血像泉水一样涌出来。他用绷带压着伤口,就这样走到延安才治好了伤,可双腿膝盖处自此再也伸不直,成了半蹲的“二等甲级伤残军人”。

西安事变爆发后,周恩来代表中共前往西安做张学良、杨虎城和青年学生的统战工作。胡元绍奉命随同担负安全保卫工作。为了安全起见,胡元绍化名舒行,自此舒行这个名字伴随他直至逝世。

战场上拿得了枪、冲得了锋,战场外也能拿得起书,讲得了课。在军政大学任教员的舒行,讲起课来有理论、有实践,学员们受益匪浅。经常有学员问他是哪个大学毕业的,舒行总是幽默的回答“爬山大学呀!”的确,没有上过一天大学的舒行,所有的教学知识都是历经百战、爬过重山、涉过千河,一点一点从血与火中总结出来的。一路征战,舒行多次负伤,看书成了他养伤期间转移伤痛的良药,孔孟的《四书》、老子的《道德经》、孙子的《兵法》和《水浒》等四大名著都是他阅读的范围。这些书籍的阅读,不断提升舒行的文学水平,也为后来的政治统战工作打下了基础。

日军轰炸延安时,舒行主动要求上战场,经毛主席亲自批准,舒行再次走上阔别一年的战场,奔赴晋察冀根据地,任军区13团团长,驻守平古县,和敌军黄方刚部隔河相望。两军你来我往的攻防之间,舒行敏锐的发现黄方刚可以争取。通过三次往来书信,舒行对黄方刚动之以情、晓之以理,历时一年七个月,成功说服黄方刚率部8000人起义,不费一兵一卒和平解放了兴隆县,为解放东北打通了道路。

1946年,舒行指挥东北野战军十一纵队参战辽沈战役塔山战斗,激战六天六夜阵地屹然未动,为攻克锦州争取宝贵时间;调任五十军参战解放成都、重庆,后移师湖北,一路势如破竹,为解放大西南做出重大贡献;随五十军入朝作战,一夜突破敌军25公里工事,此战的胜利迫使美军要求马上签订停战协议。

舒行的一生是战火的一生,是无悔的一生,是他精神的写照。正如他自己所说“我自入党那天起,就宣誓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!一息尚存,此志不容稍懈。有一分热,我就要发一分光。鞠躬尽瘁,死而后已!”(整理:谭婧雯、欧阳球琳)